古代“精神防御法”：巫术、祭祀与神虫崇拜
- “蝗神”与祭祀： 在许多古代文明（如中国、埃及、中东），蝗灾被视为天谴或神灵发怒。人们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向“蝗神”（如中国传说中的“蝗蝻太尉”）祈求宽恕或将其“送走”。有时甚至会为蝗虫建庙。
- “劝退”与“恐吓”： 一些记载显示，古人会敲锣打鼓、焚烧特殊植物（希望产生驱虫烟雾）或挥舞彩色旗帜来试图“吓跑”蝗群。虽然效果有限，但反映了人类早期试图主动干预的意愿。
- “吃蝗虫”的禁忌与实用主义： 某些文化因对蝗虫的敬畏或将其视为“神虫”而禁止食用。但也有许多地区（如非洲、中东、中国部分地方）很早就将蝗虫视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，尤其在灾后缺粮时。唐代《酉阳杂俎》就有食用蝗虫的记载。
“人海战术”与原始物理防御：效率低下但别无选择
- 挖沟堑壕： 这是古代最普遍、最持久的物理防御方法。发现蝗蝻（若虫）聚集地或预判其行进路线后，组织大量人力挖掘深沟。当蝗蝻跳入沟中，便用土掩埋或火烧。这种方法费力巨大，且在蝗群大规模移动时效果有限。
- 布幔围捕与扑打： 用布、席子等围成屏障，将蝗虫驱赶至一处，再用各种工具（树枝、扫帚、甚至鞋子）扑打。这种方法对付小规模若虫群有效，面对遮天蔽日的成虫群则近乎徒劳。
- “以虫治虫”的早期探索： 古人观察到某些鸟类（如鸭、鹅）和昆虫（如步甲、寄生蜂）会捕食蝗虫，便尝试利用或保护它们。中国一些地方有放鸭入田吃蝗蝻的记载，这可能是最早的生物防治雏形之一。
“化学战”的萌芽：从天然物质到早期农药
- 植物性杀虫剂： 古人很早就尝试利用有毒或有刺激性气味的植物来驱赶或杀灭蝗虫。如中国古籍记载用百部、狼毒、苦参、巴豆、烟草灰等制成药液喷洒或撒粉。欧洲也有使用除虫菊、鱼藤根等的记载。效果不稳定，且受限于制备和施用技术。
- 矿物性杀虫剂： 使用石灰、硫磺、砒霜（信石）等矿物粉末撒布。砒霜（砷剂）毒性强，效果显著，但对人畜和环境危害极大，常造成二次灾害。这是早期剧毒农药应用的体现。
- “油火焚杀”： 在沟壑或蝗群聚集处泼洒油脂（如植物油、煤油），然后点火焚烧。此法杀伤力强，但成本高，易引发火灾，且对已起飞蝗群无效。
“组织战”的觉醒：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
- 法令与责任制： 历代政府逐渐认识到蝗灾的严重性，开始颁布法令强制治蝗。如中国唐代就有“捕蝗令”，宋代规定地方官必须上报蝗情，明清时期形成了更完善的捕蝗奖惩制度和组织体系。官员治蝗不力会被问责甚至罢免。
- 情报收集与监测： 古人意识到监测蝗情的重要性。设立“蝗蝻夫”等专门人员巡查田地，发现蝗卵和若虫及时上报。一些地方还建立了简单的信息传递网络。
- “除蝗手册”的编纂： 如明代徐光启的《除蝗疏》，系统总结了前人经验，提出了“掘卵”为根本、“除蝻”为关键、“捕飞”为辅助的防治策略，强调早期发现和集中力量扑灭若虫的重要性，体现了相当的科学性。
现代科技介入：效率与精准度的革命
- 化学农药的“双刃剑”： DDT等有机氯农药在20世纪中叶的出现，曾被视为“灭蝗神器”，能迅速杀死大规模蝗群。但其持久性和高毒性带来的生态灾难（如《寂静的春天》所警示）迫使人类寻找更可持续的方法。有机磷、拟除虫菊酯等相对低毒高效的农药逐渐成为主流，但抗药性、环境污染和杀伤天敌的问题依然存在。
- “空战”时代： 飞机（固定翼、直升机）喷洒农药极大提高了覆盖范围和效率，尤其适用于人烟稀少、地形复杂的蝗虫滋生区。这是现代蝗灾防控的支柱手段之一。
- “信息战”与精准打击：
- 遥感监测： 卫星遥感可大范围监测植被变化（蝗虫喜食的植物）、土壤湿度等，结合气象数据，预测蝗虫可能滋生和迁移的区域。
- 地理信息系统： 整合蝗情、环境、防治资源等数据，进行空间分析和决策支持。
- 早期预警系统： 基于监测和预测模型，在蝗虫大规模聚集起飞前发出预警，争取防控黄金时间。
- 生物防治的回归与升级：
- 绿僵菌/白僵菌： 对蝗虫有特异致病性的真菌制剂，相对环保，在适宜条件下效果显著，是化学农药的重要补充或替代。
- 微孢子虫： 另一种病原微生物，能在蝗群中传播，抑制其繁殖和发育。
- 信息素： 研究利用蝗虫聚集信息素进行诱捕或干扰交配。
- “基因战”的探索： 研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（如CRISPR）改造蝗虫使其不育或改变其群聚行为，尚处于实验室阶段，伦理和生态风险需谨慎评估。
一些令人深思的“冷知识”与挑战
- “变色龙”的本领： 蝗虫能从独居、无害的“绿色蚱蜢”形态，在特定环境刺激（如干旱后集中降雨导致食物集中、种群密度剧增）下，快速转变为群居、具有极强迁飞能力的“黄色恶魔”。这种神奇的生理和行为转变机制（涉及血清素等神经递质）直到近年才被逐步揭示。
- “吃货”的潜力与障碍： 大规模食用蝗虫是资源化利用的理想途径（高蛋白、低脂肪）。但现实中存在障碍：蝗灾发生时间地点不确定，难以规模化收集；蝗虫体内可能富集农药残留；消费者心理接受度；食品安全标准等。近年来，在严格管控下的人工养殖蝗虫作为食品或饲料原料，正成为一个新兴领域。
- “越治越忙”？气候变化的影响： 全球气候变化（如极端干旱、洪水事件增多）可能创造更有利于蝗虫（特别是沙漠蝗）大规模爆发的条件。暖冬也可能提高蝗卵越冬存活率。这给未来的防控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。
- 跨国界的“虫”与“协作”： 沙漠蝗等种类具有极强的跨境迁移能力（如非洲之角到中东、南亚）。防控需要国家间的高度协作和信息共享，这在现实中常受政治、经济因素掣肘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沙漠蝗信息服务中心在这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。
总结：
人类与蝗虫的千年攻防史，是一部从恐惧迷信走向科学认知，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防控，从人海肉搏走向科技协同的进化史。其中充满了：
- 智慧与无奈： 古人在有限认知下想出各种办法，虽效果有限却体现了抗争精神；现代科技威力巨大，却仍面临生态平衡、抗药性等新挑战。
- 荒诞与实用： 祭祀“蝗神”与大规模食用蝗虫并存；剧毒砒霜与环保绿僵菌先后登场。
- 协作与壁垒： 蝗灾本质是跨国界的生态问题，有效防控需要超越国界的合作，而这往往是最大的难点。
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对抗蝗灾不仅需要持续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应用，更需要全球视野下的协作治理、对生态平衡的深刻理解，以及对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不懈追求。这场“人虫互动”的史诗，远未结束。
